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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首部专栏结集，剖析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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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当下，了解一点中国近代社会的曲折进化过程，颇有必要。作为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在传统社会轨道上缓慢爬行的农业国，中国自17、18世纪以来向人类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进的每一步，都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外部环境，亦即世界大势的迅猛发展与冲击。
——杨奎松
作者简介

杨奎松，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忍不住的“关怀”》、《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专著十余种，并在China Quarterly、Diplomatic History、Cold War History，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日本等地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二百余篇。

目录

引言

不知有国？ / 1
种族平等？ / 11
此“启蒙”非彼启蒙 / 21
恢复中华？ / 31
以日为师 / 41
飘不久的黄龙旗 / 51
与外国委蛇 / 63
“你一国我一国” / 73
爱人还是爱国？ / 83
爱乡还是爱国？ / 93
“国民国家”的流失 / 103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 113
四海同胞主义 / 123
工人无祖国？ / 133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 143
立国的资格 / 153
祁老太爷的无奈 / 163
抗战建国 / 173
师傅领进门 / 185
这个世界谁“化”谁？ / 195
我们是谁？ / 207
幸福终点站？ / 217

后记
序言

“鬼子”来了
多年前姜文拍过一个片子，叫《鬼子来了》，看过的人大都称赞不已。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喜欢该片，除了它故事讲得流畅生动、演员演得形象逼真外，更是因为它能大胆直面复杂人性，真实地呈现出了今人难得一见的现代中国史上一个悲催的侧面。这里说的“悲催”，并不是姜文后来对记者解释的，即中国农民太过善良，不知该如何面对侵略的日本鬼子之类；也不是有的影评人所斥责的，那些农民像鲁迅笔下麻木冷漠的中国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只会窝里斗，对侵略者全然没有愤恨。其实，片中发生在马大三等众多村民与日本鬼子之间的种种故事，所以会让今人深受触动，恰恰在于它和我们今天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种种教育宣传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人们很难否认这一微观史实的存在，因为类似这种被一些人尖锐地批判为民族劣根性的表现，迄今为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身边看到。同时，人们又不能不深感困惑：为什么在日本大举入侵，中国政府和军队为保住国家付出重大牺牲，半壁河山惨遭涂炭之后，还会有那么多国人只关心自家的温饱与得失，而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马大三一村人的表现并非不可理解，它既不是太过善良之过，与和所谓民族劣根性也扯不上多少关系。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上，普通百姓见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管它王朝更迭多频繁，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样完粮纳税，一样过日子。纵使碰到蛮夷入主中原，野蛮杀戮更甚于现代日本鬼子的情况，史上也鲜能见到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农民只为了反抗蛮夷入侵就起来造反的。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哪位史学家会因为古代农民不爱“国”去批评指责他们太少血性或太缺乏觉悟。
今人所以对马大三等村民的表现容易敏感，无非是因为它们发生的年代距今太近，与自己从书本视听中得到的历史记忆差得太远了。但这也反映出，世人对于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是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尺度或价值标准的。因为很少人不知道，古代的所谓国家，本质上是“朕”的私产，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之物。其兴衰存废、扩张割让，“干卿底事”，更轮不着那些连故土乡亲都不曾离开过的底层农民去关心。不论古代农民对这类事情如何反应，今人都批评不着他们。和古代国家不同，今人观念中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国民认同基础上的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换言之，不论是否做得到，至少大多数人都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都相信没人能够离开国家而存在，且国强则民尊，国衰则民辱。因此客观上，人们很容易认为，哪怕是远离都市的马大三这样闭塞的农民，也理当信奉并遵从卢梭所说的那个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公共意志，“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自觉地与侵略者做斗争。但问题在于，马大三等村民真的脱离了古代社会，进入到现代国民国家的运行轨道中来了吗？他们和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现代中国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了吗？他们清楚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自己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国民的一分子，对这个国家的独立、这个民族的存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了吗？古代中国真的已经变为一个在国民一致认同下，存在着公共意志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亦即现代民族国家了吗？
马大三等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之所以仍旧可以理解，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人类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需要漫长甚至是复杂的过程。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关于人之成为人，必须经过从“自在”进到“自为”的转变的说法来做一解读。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同样是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不同的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他才是自为的人”。按黑格尔的观点，人只有形成了有教养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否则，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自我而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无法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的人。
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所谓国民，才有可能在与其他陌生国民的碰撞和交往中逐渐地变成一个自为的国民，即不仅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属性，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民族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即不仅清楚自己的权利地位、国家属性，而且能够成为国际社会政治秩序的共同建设者和平等参与者。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转变不仅是长期的，而且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之上。像马大三等生活在牛耕人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旧式农民，多数大字识不了几个，村里既没有广播电视，也看不到报纸杂志，不少人连县城都没去过，对小山村之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又如何能系统地受到现代社会理性的教养，变成今人所希望的有血性和有觉悟的民族的国民之一分子呢？
如何看待中国这—二百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对于延续了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来说，近代以来最“悲摧”的事也许莫过于“鬼子来了”。但按照孙中山的认识，人类社会现代进程本身，根本就是一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鬼子”来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日本人紧随其后不仅没有亡国灭种，反而得以跻身现代国家之林，中国又如何不能呢？
五十年前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自序”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也好，‘全盘西化’也好，中西合璧也好，都是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下所产生的本土运动的几个面向。从道德的动机上看，可能都是不错的。但是从文化认知的观点来看，就不免有令人失望的地方。”“现代化是历史的潮流，我们不能逆流而泳；现代化也是世界的趋势，我们不能违势而行。”“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古老社会惟一可走并正在走的道路。”
在又纷纷扰扰了五十年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越来越现代，也就是离古代越来越远，越来越西化了，一方面识字读书的人越多，就越多些人会加人到那些“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的争论中来。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唯一变化，顶多是学问长了些，大家不怎么讲“现代化”了，都改说“现代性”了。只是，任你道理讲千讲万，你不还得随着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往前走吗？
本书下面所陈述和讨论的，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了这一时代冲击所具有的两面甚至是多面作用的复杂面相。
后记

这里收录的文章，大都是过去一年多来我在《财新周刊》杂志上发表的历史随笔或日读史札记。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术研究人员，我其实很不喜欢写什么专栏文章，按期被编辑催着交稿子。但近年来，面对专业史学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史学膨胀引发的种种问题，历史学者仅仅满足于具体的史实研究，以还原历史真实，已经明显不够了。因为，如果我们过去更多地是在清理各种人为制造的虚假历史，所面对的主要是产生于或左或右极端对立的许多主观说辞的话，当下的情况则变得复杂多了。
今人已经很少不重视历史真实了，很多研究甚至已经真实到让你不想再往下看的程度。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直接让真实说话。毕竟，再真实的历史也有其片面性。你看到的可能是这一面的真实，我看到的可能是那一面的真实。在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的情况下，太多国家、民族、族群、阶级、阶层、党派之类利益体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制造出太多观念的、文化的甚至是历史的区隔，进而形成太多不同的情感、立场和选择。姑且不论每个人的教育背景、知识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的价值标准，还都可能有其时空上的不同。仅仅情感、立场、利益上的差异，就决定了今人对历史上的人和事很难不生出种种不同的历史解读来。
当然，人们并非没有可能从这许许多多不同或差异中挣脱出来，基于历史主义的方法来解读历史。这也是我破天荒接受徐晓的邀请，为《财新周刊》文化版开专栏写文章的一个主要原因。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这在我是第一次，但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
为了这个意外得来的小册子，我要特别向徐晓和《财新周刊》文化版编辑刘芳表示我的谢意。
杨奎松
2015年12月15日
文摘

“鬼子”来了
多年前姜文拍过一个片子，叫《鬼子来了》，看过的人大都称赞不已。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喜欢该片，除了它故事讲得流畅生动、演员演得形象逼真外，更是因为它能大胆直面复杂人性，真实地呈现出了今人难得一见的现代中国史上一个悲催的侧面。这里说的“悲催”，并不是姜文后来对记者解释的，即中国农民太过善良，不知该如何面对侵略的日本鬼子之类；也不是有的影评人所斥责的，那些农民像鲁迅笔下麻木冷漠的中国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只会窝里斗，对侵略者全然没有愤恨。其实，片中发生在马大三等众多村民与日本鬼子之间的种种故事，所以会让今人深受触动，恰恰在于它和我们今天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种种教育宣传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人们很难否认这一微观史实的存在，因为类似这种被一些人尖锐地批判为民族劣根性的表现，迄今为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身边看到。同时，人们又不能不深感困惑：为什么在日本大举入侵，中国政府和军队为保住国家付出重大牺牲，半壁河山惨遭涂炭之后，还会有那么多国人只关心自家的温饱与得失，而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马大三一村人的表现并非不可理解，它既不是太过善良之过，与和所谓民族劣根性也扯不上多少关系。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上，普通百姓见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管它王朝更迭多频繁，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样完粮纳税，一样过日子。纵使碰到蛮夷入主中原，野蛮杀戮更甚于现代日本鬼子的情况，史上也鲜能见到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农民只为了反抗蛮夷入侵就起来造反的。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哪位史学家会因为古代农民不爱“国”去批评指责他们太少血性或太缺乏觉悟。
今人所以对马大三等村民的表现容易敏感，无非是因为它们发生的年代距今太近，与自己从书本视听中得到的历史记忆差得太远了。但这也反映出，世人对于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是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尺度或价值标准的。因为很少人不知道，古代的所谓国家，本质上是“朕”的私产，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之物。其兴衰存废、扩张割让，“干卿底事”，更轮不着那些连故土乡亲都不曾离开过的底层农民去关心。不论古代农民对这类事情如何反应，今人都批评不着他们。和古代国家不同，今人观念中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国民认同基础上的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换言之，不论是否做得到，至少大多数人都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都相信没人能够离开国家而存在，且国强则民尊，国衰则民辱。因此客观上，人们很容易认为，哪怕是远离都市的马大三这样闭塞的农民，也理当信奉并遵从卢梭所说的那个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公共意志，“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自觉地与侵略者做斗争。但问题在于，马大三等村民真的脱离了古代社会，进入到现代国民国家的运行轨道中来了吗？他们和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现代中国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了吗？他们清楚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自己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国民的一分子，对这个国家的独立、这个民族的存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了吗？古代中国真的已经变为一个在国民一致认同下，存在着公共意志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亦即现代民族国家了吗？
马大三等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之所以仍旧可以理解，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人类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需要漫长甚至是复杂的过程。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关于人之成为人，必须经过从“自在”进到“自为”的转变的说法来做一解读。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同样是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不同的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他才是自为的人”。按黑格尔的观点，人只有形成了有教养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否则，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自我而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无法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的人。
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所谓国民，才有可能在与其他陌生国民的碰撞和交往中逐渐地变成一个自为的国民，即不仅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属性，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民族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即不仅清楚自己的权利地位、国家属性，而且能够成为国际社会政治秩序的共同建设者和平等参与者。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转变不仅是长期的，而且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之上。像马大三等生活在牛耕人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旧式农民，多数大字识不了几个，村里既没有广播电视，也看不到报纸杂志，不少人连县城都没去过，对小山村之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又如何能系统地受到现代社会理性的教养，变成今人所希望的有血性和有觉悟的民族的国民之一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