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四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数千农民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自发地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 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小说。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经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小说发表后，许多人问我：这段话，是斯大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的？为什么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处？
我的回答是：这段话是斯大林在我的梦中、用他的烟斗指点着我的额头、语重心长地单独对我说的，还没来得及往他的全集里收，因此你们查不到――这是狡辩，也是抵赖。但我相信：斯大林是能够说出这些话的，他没说是他还没来得及说。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文学，总是在政治的漩涡里挣扎。为了逃避政治的迫害，作家们有的为政治大唱赞歌，有的则躲在黑屋子里，偷偷地写他们的《大师与玛格丽特》。
进入80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地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也许是基于对沉重的历史的恐惧和反感，当时的年轻作 家，大都不屑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尽量地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纤细的脖颈难以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 冠，瘦弱的肩膀难以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宣泄，这样的认识，一时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 的身份干预政治。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
其实也没有想到要替农民说话，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我并没有像人们传说 的那样，秘密地去那个发生了蒜薹事件的县里调查采访。我所依据的素材就是一张粗略地报道了蒜蔓事件过程的地方报纸。但当我拿起笔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便争先 恐后地挤进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们各自最合适扮演的角色。
说起来还是陈词滥调――我写的还是我熟悉的人物、还是我熟悉的环境。书中那位惨死在乡镇小官僚车轮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为原型的。也许正因为是人 物和环境的亲切，才使得这部小说没有变成一部报告文学。当时在书的后记里我申明：这是一部小说，我不为对号入座者的健康负责。现在我还是要申明：这是一部 小说，小说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中人物的钉子。蒜薹事件早已陈旧不堪，但我小说中的人物也许还有几丝活气。
在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时，我常常向报界和朋友们预报我即将开始的创作计划，但《天堂蒜变之歌》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的创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他向一 个设定的目标前进时，常常会走到与设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地方。这可以理解成作家的职业性悲剧，也可以看成是宿命。当然有一些意志如铁的作家能够战胜情感的 驱使，目不斜视地奔向既定目标，可惜我做不到。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甘愿受各种诱惑，到许多暗藏杀机的斜路上探险。
在新的世纪里，但愿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刺激着我写出这样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