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春节刚过，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北京电视台。可是我发现，平时活泼开朗的那些女同事们却个个无精打采，甚至就连精力极为充沛的节目制作人姗姗（音译）也有些精神不振，整个周一上午一反常态地沉默不语。“大家节日里过得好吗？”我问道。女同事们有的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有的强作笑脸。随后她们又把在新闻编辑室里传来传去、只剩下半袋的麻球酥递给了我。茫然之际，我转身去见一位网络主管，她比大多数女同事都大近 10 岁。“她们心情不好，是因为还没有结婚。”她说道。说完，她又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当时我在想，在中国要想找一位像达西先生（《傲慢与偏见》里富有的年轻绅士）那样的如意郎君是否必须进城？政府是否应该免费让数百万人去马尔代夫度蜜月？

当天同姗姗一起坐下来吃午饭时，我才得知：春节期间是一年当中发红包、煮饺子的好时光，也是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找对象的大好时机。春节是中国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大多数中国工薪阶层享有的最长年假。春节前，三亿多流动人口浩浩荡荡地返乡回家，为的是同家人一起吃上团圆饭，一起放鞭炮。正当每个大家族都在吃喝玩乐，共度佳节的时候，谈婚论嫁也就成了最重要的话题。在摆着鱼头的餐桌旁，25 岁以上的未婚男女经常遇到好心人盲目地为他们说媒提亲，这使他们疲于应付。特别是未婚女人，更成了这种强大“逼婚”攻势的重要目标。人们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她们就应该结婚嫁人，要不然就可能成为“剩女”。我的那些芳华正茂，也许生育能力正强的女同事们（年龄最大的仅仅 27 岁）居然被人称为“狗粮”和“垃圾处理品”，这真是太不像话了。另外，我还要努力去搞清楚：为什么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代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生活着约 6.5亿女性，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人口。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的那些女同事们真可谓不同凡响。她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独立女性。她们的事业作为，在她们的母亲和祖母那里连做梦都不敢想。依我看，她们是国家的英才，生动佐证了过去 30 多年里中国女性逐渐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在工作室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同身边富有活力的一群女作家、女编辑、女导演，以及姗姗那样的女制作人打交道。所以很自然，在飞往内蒙古的晚点航班里、坐卧铺去上海的旅途中、在北京办公室里昏昏沉沉的加班时间里，我们相互之间培养了友谊。渐渐地，我也参与到她们的私人谈话中——那是一些内容生动的谈话，涉及她们的家庭背景、理想抱负，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涉及她们的爱情生活。我越了解她们那种奇怪的约会方式和复杂的求婚过程，就越是对一些与我明显不一致的情况感到困惑和惊讶。

在 2010 年，西方媒体上有关中国女性的报道表现得非常乐观。《福布斯》《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上的报道都说，中国女性处在全盛时期。她们在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豪当中所占比例最高。在参加美国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GMAT）的中国考生中，63% 是女生，她们攻读 MBA 的势头甚至使男生颇感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年龄在 18岁至 64 岁的中国女性中就业率达 71%，占国家劳动力的 44%。

第一位女航天员也在 2012 年被送入太空。

在我看来，这一切全部属实。从职业上说，这些女性不断地突破自己撑起的半边天的界限，所以我认为，她们全部都是“航天员”。但是在个人方面，尤其是感情生活方面，她们似乎对另一类群星灿烂的恋爱剧情念念不忘——一种似乎直接源自简 • 奥斯汀长篇小说中遥远的、过时的爱情。使我意外的是，我们的话题经常很快就转到婚姻上面。她们谈论婚姻，就像是谈论一个长到肉里的脚趾甲一样——火急火燎，有点疼痛，而且如果不赶快处理，情况就会恶化。我意识到有些事情还是说不通，于是便绕开新闻编辑室的那些同事，在更大范围内开始刨根问底。我用了 3 年时间，经过数百次采访之后，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从全新视角看待中国崛起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起始于一个落后的贫穷国家，当时婚姻普遍不能自己做主，婚姻是女人唯一的生活手段。经过 30 多年朝着城市化、全球化方向的发展，女性的婚姻也变得越来越自主。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女性只有在经过自我发展，事业也有起色的情况下，才考虑结婚——如果她们愿意结婚的话。在这种巨大变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些文化因素仍然牢固地根植于传统当中。其中无法动摇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婚姻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存在于各种文化中，但是在中国尤为明显：婚姻面临着不可阻挡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得子女不到 30 岁的每一位家长把男婚女嫁当作头等大事。他们普遍认为子女一过 30岁，再谈婚论嫁可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