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再加个序,就更长了,我确实难为情。
对
一个作家来说,最感棘手的,莫过于评论自己的作品。关于这一点,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德叙述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普劳斯特要求法国某家杂志
发表一篇对自己的大部头小说加以评论的重要文章。他想,评论作品,除了作者自己,别人很难写得出色。于是,他便决定亲自动笔,请一位年轻的文人朋友署名,
然后寄给编辑。青年人照此办理了。几天之后,编辑把青年人找去,对他说:“我必须谢绝您的文章,假如我发表了一篇对马塞尔·普劳斯特的作品如此粗糙而又冷
漠的评论,他将永远不会饶恕我。”尽管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敏感的,对不当之评论也易于被激怒,但毕竟还不至于自我陶醉。他们知道,纵然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
力,写出的作品也往往与原先的意图差之千里。一旦深思熟虑之后,他们那种因不能完整地表达原意所引起的烦恼,就远远地超过对某些自鸣得意的章节所表露的喜
悦。作家总企求于艺术表现的娴熟,结果他们发现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关于这部书本身,我一概不说。但我乐于告诉读者的是:一部不朽的小说,
如同其他小说一样,究竟是如何写成的。如果读者对此不感兴趣,只好祈求原谅了。我二十三岁那年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那时我在圣托马斯医学院已经五年了。取
得了医学学位后,我到塞维利亚,决心靠写作谋生。当时虽然手稿尚存,但自原稿校正以后,我一直未再过目。无疑,那是很不成熟的。我把它寄给费希尔·昂温,
他出版过我的处女作(还是个医科学生时,就出版过一部名为《兰贝思的丽莎》的小说,颇为成功)。由于我索取一百磅的稿酬,他拒绝了,我只好提交给别的出版
社。结果呢,哪怕我的索价再低,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为此我曾一度很消沉,岂知现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若它们中的一家出版社首肯(书名
《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那将由于我的年轻幼稚而失去一个未能充分利用的题材;我离上述“充分利用”的事件的距离并不太远,然而我缺少后来用以充实
此书的种种经历。我甚至不明白,写自己所熟悉的比自己不熟悉的来得容易。譬如,我写主人公到鲁昂学法文(我只是偶然知道这个地方),而不是到海德堡去学德
文(我自己曾到过那里)。
由于遭到拒绝,我把手稿搁在一边。改写其他小说——它们出版了。于是我又写剧本,这时我竟成了很有成就的剧作家。
我决心将余生贡献给戏剧事业,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的决心动摇。我很幸运、顺利,也很繁忙,我想要写的剧本充溢着我的脑海。令我费解的是,到底是因为成
功没有给我带来我所期望的一切呢,抑或这是对成功的自然反应。总之,正当我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时,我又开始被过去生活中那些丰富的回忆萦绕了。它们
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睡梦里,出现在我散步时、排演中和宴会上,以至于成了我很大的精神负担。因此,我认为摆脱它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它们统统写进一部小说
里。在应戏剧之急写了几年剧本之后,我又把热切的期望寄于小说这一广阔、自由的领域。我知道心目中的这部小说篇幅很长。为了不受干扰,我谢绝出版界经理们
纷至沓来的约稿,并暂时退出了戏剧界。这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
在成了职业作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下功夫学习写作,接受无聊的训练,力求改
变文章的风格,直到剧本问世了,我才中断这些努力。这时再次动笔,目的自然就不同了。我已不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结构,以免像过去那样,浪费大量劳
动,结果事倍功半。我力求明了与扼要,因为在有限的篇幅里,有那么多要说的话,我只能尽量避免浪费笔墨,以表达清晰为原则。剧院的经验,使我懂得了简明的
可贵和旁敲侧击、拐弯抹角的危险。这样,我不懈地工作了两年,终于把小说写成。何以命名呢?我四处搜索,偶然发现艾赛亚的一句引语——“灰烬中之美”为本
书命名颇为贴切,可惜这一标题近来已被人采用了,我只好另辟蹊径。最后,借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著作中的一本书名,称之为《人生的枷锁》,我感到我没有采用
首次想到的书名,又是一次幸运。
本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自传体的小说。事实与虚构紧密交织,感情是自己的,发生的事件却未必事事与我相关。
其中有的并不是我的生活经历,而是综合了周围人们的生活,然后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这部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它问世时(世界正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人们太
关注自己的遭遇及战争的恐惧了,以至于顾不上关心小说人物的历险记),我发现自己已经永远摆脱了一度折磨过我的痛苦和不幸的回忆。这部书受到了好评,西奥
多·德莱塞给《新共和》写了一篇评论,他还不曾写过像这样充满智慧和同情的评论。
但它会不会昙花一现,几个月后便被人永远遗忘,像许多小说
所经历的那样呢?事有凑巧。几个年头过去了,出于偶然的机缘,这部小说竟引起了许多美国著名作家的关注。他们在报上经常提到它,渐渐地又引起公众的注意。
多亏这些作家使这部书得以新生,同时我必须为这部小说获得的与日俱增的成功而感谢他们。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