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再是个谜

中国最近的发展也许重新激活了许多人的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国家真是不可预测！的确，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巨变即将来临，但尚未达到最终稳定的阶 段。如果我们在短暂的视野里评论这些事件，我们可能会感到吃惊。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让自己略微远离事发现场，那么这幅景象就决不会模糊不清。二 战期间以及其后，我曾在蒋介石的军队里服役，担任一名下级军官。我也有一些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或其后成为共产党员的朋友，有几位后来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高官显要。然而，我在国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和反思，才明白了一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只有通过“大历史”的视野才能理解。
传统中 国像一块潜水艇式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是 “文职官僚”，其下一片狭长的面包是农民阶层，二者都数量巨大，而且毫无差别。上下两层的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 列社会价值观念。男尊女卑，长幼有序，读书人统治文盲，这些社会规范统治中国长达数百年。科举考试定期从社会底层挑选出少数成功的举子，使之获得成功。反 之，也筛除一些无用的人，使之重回底层，形成向下的社会流动。只要中国保持着封闭性和非竞争性，这个以令人乏味的农业稳定性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基本组织就 能永存下去。但是，在现代西方文明的面前，人们发现这种组织与潜水艇式三明治里的莴苣和蛋黄酱一样，根本不具备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
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现代西方的繁荣是建立在“商业系统”上的。信用的普遍展开，代理经营，包括运输、通讯和保险等服务设施的共享，这些共同促进产 生了一个不断增长的雇佣和所有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都能参与。当中国面临承受这种新的压力的时候，一个多世纪的骚乱和暴力随之发生。 甚至可以说，这些骚乱和暴力之所以在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里发生，是因为对将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加以改组的技术难度估计不足而造成；如今看来，这个过程却 是历史的必然。
仅仅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国民党才敷设了一个新国家的上层结构。当然，它也是因缘际会、临时凑合而成。当我还是国民党 步兵团里的一个排长时，我们常常步行行军，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路上，我们没有看到一辆摩托车，一部电话，一个网球场，一处诊疗所，或者一份报纸。 在内陆省份的许多地方，完全没有现代商业。乡村经济只在村庄院落里进行。大地主和遥领地主很少，而抵押和高利贷就在农民彼此间转让和进行。
为 产生突破，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新的下层结构。他们的策略是让国民党保护中国不受外敌的侵犯，而他们自己暂时完全远离城市文化。在土地改革期间，大约有 300万到500万人丧失生命。但是，在每一个村庄，穷苦农民的同盟组织起来了，成为农会赖以有序建立的核心。接下来，农会为村委会提供了组织基础。然 后，党的地方支部成员接受村民们的详细审查。除非该成员在意见听取会上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否则他就会被拒之党的门外。这种安排体现了共产党所提倡的 “人民主权”的主张。
这种主张是否合理正当，无关紧要。土地改革之后，清洗随之展开。清洗彻底废除了新社会成员之间的债务，赋予人民共和国以 充满新鲜活力的农民大众，而这种情形在帝制中国或者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农业公社迅速建立起来，而且正如现在所发生的一样，又在没有引起纷 扰的情形下予以解散，这些事实反映了掌权者控制的强度。今天，中共自称拥有近4000万党员，不过，其中相当多的人仍是文盲。
从结构上来说， 中国社会尽管紧凑坚固，但依旧是一个潜水艇式三明治。在毛泽东的各种试验期间，不断暴露出中国社会依旧缺乏灵活性。“文化大革命”以后，如果中国希望完全 赶上西方的富裕和多样化，在组织程序上很明显将要实施一套不同的制度性联系。实际上，领导人X—Y—Z……的作为就趋于这个方向。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姿态被 舍弃了。公社所拥有的土地租给了私人去搞生产。国民经济迅速展开多样化经营。鼓励对外贸易，公开吸引外国投资。经济上的放权如此之大，以致两年前海南岛被 要求尽其所能筹集工业和商业资本，明显是希望将它变成另一个台湾。地方官员对这一指示生搬硬套。他们建立农业银行，发行债券，用来收购大陆公司手里的外汇 （大陆公司的进口业务是受到限制的）。接着，他们大量进口汽车和奢侈品，冠以“二手货”的名义，卖往大陆来获利。地方政府的舞弊行为如此明目张胆，以致中 央政府不得不中止方向错误的自治……供求定律将决定一切。
这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已经成熟起来而放弃了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无论 如何，这些典型的主义标签只是理论家发明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几乎很难符合任何一个标准。显然，如果这个国家将倾其全力发展工业和商业，那么数量 如此之多的国有企业必定被私营企业挤掉而退居二线、三线。不然的话，为什么仅仅数周之前人民代表大会忙于讨论制定新的《破产法》？情况正是如此……一个多 元化的社会将诞生于多元化的经济之上。如果你给应急修理工人的家里安装了电话，他们的妻子马上就会打电话，给孩子们安排聚会活动。随你愿意，称呼他们为资 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者都可以。毕竟，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这条真理的提倡者正是马克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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