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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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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作者在这本早年一气呵成并经过晚年增订的代表作中，展现的是一个学者的不凡学识和才气勃发，以及日臻完善的“晚年定论”，可以看出他的学问在时间的长河中，如何汇流成海。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多元的探索视野和妙语连珠的流畅文字，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理念，系统探讨和发人深省的研究思辨，对中国历史及古代思想如何或者是否走出中世纪，书中有着独到地阐述，充分显示作者不仅把握中国历史昨天、前天的学术修养，更体现其关怀人类社会今天、明天的人文精神。本书初刊至今30多年，影响持久不衰，亦曾被译为英文，广泛流传。后经作者校订原作，增补大量内容，并从更能彰显历史时空连续性的角度，调整编次，从而成为较初刊更加完整精到的名家名作。
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生前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从教52年。200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眼光独到，笔锋犀利，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治学范围涵盖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多个领域，已刊论文及讲演录二百余篇，著作十余种，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重要典籍近百种，《走出中世纪》等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目录
增订本小引
初版序
英文版序
走出中世纪
——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
匪夷所思
——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
利玛窦在中国
楔子
利玛窦圆梦
怎样“劝化中国”?
是“拓荒”么?
渗入王学开拓的空间
“慢慢来”的策略
目的与手段的倒错
关于《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利玛窦与李卓吾
徐光启和晚明史
晚明的西学领袖
何以不能称学派?
利玛窦和徐光启
晚明“天学”的轴心
技术救世的成败
附：《历史上的徐家汇》代序
给魏忠贤“造神”
“红夷大炮”
南明史的一部力作
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
“空白”引出的疑问
答疑的难点
古老学术史的倒演
王学与西学
尊朱抑王的奥秘
南国汉学家的反应
汉学与西学的相关度
中世纪特色的回光返照
隔膜的心态
汤若望与杨光先
所谓《不得已》案
满清首任钦天监正
帝师生涯
杨光先发难
传教士内哄
满洲权贵支持更愚昧一方
南怀仁怎样告倒杨光先
关于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
“真理学”、“清官”与康熙
“一介不取”?
满清盛世的“小报告”
年羹尧与汪景祺
附：汪景祺《功臣不可为》
戮心的盛世
附：上引《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部分译意
和珅案
附：清嘉庆四年正月十五宣布和坤二十大罪的上谕
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
讲史小说岂是信史?
满洲文盲权贵的教科书
荒谬的关羽崇拜
由清宫到民间的“三国戏”
“你能抵挡他么!”
马纯上和匡超人
《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初说
“以公心讽世之书”
马二先生说“举业”
文坛流氓匡超人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跋几份“反洋教”揭帖
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
假孔子与真孔子
近代三种假孔子
“假作真时真亦假”
信言有征见真实
阳明学在近代中国
——由晚清至民国的政见史札记
关于早年章太炎
——章太炎著作按语一束
《明独》
《读<管子>书后》
《译书公会叙》
《视天论》
《茵说》
《公言》
《原变》
《与梁鼎芬绝交书》
《<客帝>匡谬》
《征信论》
《驳<箴膏肓评>三书叙》
《<社会学>》
《序<革命军>》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原学》
《革命之道德》
《无神论》
《论诸子学》
《衡三老》
《悲先戴》
《哀后戴》
《与人书》
《复吴敬恒函》
《代议然否论》
《齐物论释 序》
关于晚年章太炎
——就“五四”后章太炎思想的札记
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中世纪将复归吗?
——《知识价值革命》提出的疑问
跋
精彩书摘
1.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我们不知道恩格斯在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过两千年前中国那个短命的秦朝的历史，可是这话确实好像在评论秦朝统一六国以后的作为。秦始皇从灭韩到灭齐，用了不过十年的工夫，在古代世界军事史上也属于辉煌的业绩。但他能将六国变成过去式的地理名称，甚至能纵容他的将军把几十万俘虏在一夜间从肉体上消灭干净，却没有能力消灭人们头脑中的历史记忆，消灭几百年间形成的唤作诸子争鸣的文化氛围。善于利用君主心理以击倒竞争对手的李斯，借机向皇帝提出了所谓“安宁之术”，即用禁毁图书、控制教育等手段，“使天下无异意”。秦朝虽然很快覆亡，但它开创的中世纪文化的一大原则，就是想方设法防民之口，乃至不容在头脑中异想天开，却被中世纪的统治者竞相采用。从汉晋到明清，列朝法典屡有修订，历代法网也有疏密，但以言治罪、论心定罪的相应律令名例，则从来没有受到忽视或舍弃。不信，请看那繁密的“大清律”以及更加琐细得可怕的所谓“例”。
不错，这种中世纪的独特安宁术，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变得不那么粗野了，表征就是儒术取代了法术，在文化政策上引出一连串反向变异。比如说变不准挟书为鼓励读书，只要读的是君王批准的圣经贤传及其官方诠释。比如说变以吏为师为以儒为师，只要所谓的儒者通过政府的审查或考试被认作具备了教官的资格。比如说变禁止论政为允许谏诤，只要谏诤者获得奉旨说话的特权并且保证“思不出其位”。诸如此类，应该说替思想文化在中世纪的发展，开辟了某种蹊径。但中世纪文化史不是表明，那非但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还随着儒术变得愈来愈精致而愈来愈将思想文化导向绝处吗？因而，那种变异的相反取向，无非是采用另一种策略贯彻“使天下无异意”的文化原则，也就是人们习称的殊途同归。早在这种变异发生的初期，在把儒术提高到统治者格外尊奉的安宁术的过程中，公孙弘和董仲舒，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个侧面，对此做出过重大贡献。那贡献，用司马迁、班固都说过的一句话，便可概括，就是“以儒术缘饰吏事”。行事不妨摭拾秦律，包括号称苛法的“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说话则必须奉天法古，就像董仲舒用《春秋》决狱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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