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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朝积极利用了各种媒体塑造并传播军事大典壮观场面，在信息科技尚未发达条件之下，皇帝希望借此与外界接轨，利用文臣诗赋的平台来传播圣君形象。虽然在政治上皇帝与廷臣之间冲突层出不穷，但是至少在明初时期，在颂扬军事大典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关系比较一致。到了明中后期随着政治文化变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就排斥了大规模军事大典，将其描述为极其虚伪、毫无实质意义之举，军事大典很难起到展现皇帝魅力、彰显王朝军事力量的作用了。明朝军事大典同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它是一种消遣方式、一种运动爱好和军事训练，也是一种政治符号、宫廷典制等。
——鲁大维
《神武军容耀天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明代的君权、君臣关系，以及明在亚欧大陆统治模式中地位的认知。为检视明廷统治中的这个重要但长期遭到忽视的方面，鲁大维令人印象深刻地搜罗了大量史料，包括朝鲜关于明的记录，并把它们合理地组织起来。他致力于消除学术界中的“长城心态”，把明朝带入欧亚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促进了关于明廷和其他近代早期宫廷间的比较研究。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神武军容耀天威》把明朝放在亚欧历史的大框架下，强调了尚武文化对明廷统治权维系的作用。鲁大维阐明了尚武文化为何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明显——因为现存文本大多出自持反对态度的文官之手。这种情形要求我们在每一个案例中都仔细阅原始资料，并深入理解相关政治语境，而就此方面来说，鲁大维的博学和知识面之广值得推崇。这本著作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空白，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尚武展示活动，以及其对明朝武力展示——无论这种展示针对的是国内还是国外观众——的重要意义的了解。
——石康（Kenneth Swope），南密西西比大学
书中的叙述生动形象，又一次展现了鲁大维对中文原始史料和东亚学术成果的出色掌握。他清楚而具有说服力地提出了观点，让读者进一步认识了明朝朝堂和文人精英之政治生活，以及明廷所处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性……
——韩慕肯 (Kenneth J. Hammond)，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内容简介
与大多数帝国一样，明廷为展现王朝实力和军事力量，赞助了盛大的尚武活动。在明朝的头两百年，皇室田猎、马球比赛、射艺比武、骑术表演、校场阅兵和皇室兽苑数次激起争议，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围绕它们，皇帝与重臣就统治者权力、君臣关系、尚武元素的作用等问题，展开明暗博弈，提出矛盾主张。鲁大维充分挖掘明朝的诗歌、散文和画作，在亚欧大陆近代早期历史的大背景下，以尚武活动为立足点，剖析明朝宫廷文化的变迁，并揭示了明与帖木儿汗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共性。
作者简介
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美国柯盖德大学何鸿毅家族基金讲座亚洲研究暨历史教授、富布莱特学术交流基金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国史、军制史以及近代东亚的外交实践等。著有《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匪徒、宦官与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乱与经济暴动》《乱中求治：韩国理学家郑道传及其时代》等。
译者简介
杨柳青，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
康海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现为出版社编辑。
目 录
致谢/图片列表/明朝皇帝列表
导言
第一章 明初的皇室田猎
第二章 皇室田猎的诸般形象
第三章 骑术与箭术
第四章 对尚武活动的新看法：明朝的第二个百年
第五章 明代皇室的兽苑和猎苑
第六章 结论与延伸
参考文献/索引
前 言
在中国历史上，明王朝（1368~1644年）在诸多场合通过各类媒介频繁展示它的权力和正统性。气势恢宏的皇宫建筑群和巍峨高耸的京师城墙十分显眼，它们都真实地展现了王朝的权势和巨大财力。一整套仪典系统则凸显了皇帝凌驾于万人之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在整个国家中的核心作用。他对经典学问的奖赏和对“正统”思想信念的支持，则反映了他作为正统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维护者的权威。朝廷中负责起草诏命、编纂史册和辑录政令的“词臣”，也会赋诗作文来歌颂朝廷的威严、君王的功德以及皇天的庇佑；这些作品将在朝堂、京师乃至整个国家被广泛传阅。朝廷官员时常提醒臣民：皇帝及其臣仆爱民如子，为了百姓的福祉，他们不知疲惫地辛劳着。最后，朝廷颁布了数以万计的诏令，涉及诸多议题，如规定臣民的服制、划定可崇奉的神明的范畴、惩治贪官污吏、奖赏贞女节妇、赈济灾荒、斥责不归化的夷酋，等等。这些诏令宣示了朝廷的权威：朝廷明白何为正确，并能使一切事务各安其位。简言之，同几乎所有其他王朝一样，明朝也致力于推动一场本质上永无止境的教化运动。
本书所要考察的就是这种教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明朝中前期一系列被我称为“尚武展示”（martial spectacles）的活动。更确切地说，尚武展示活动指包括皇室田猎、骑术表演、马球比赛、射艺比武、阅兵典礼以及皇室兽苑等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及设施。之所以聚焦于它们，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近代早期的宫廷文化、亚欧大陆的展示传统以及明廷内部对皇位和权力的争夺情况。为了做到全景展现，不能把本书考察的这些尚武展示活动简单归于任何一项当代明史研究的类目。近年来的汉语学术成果通常认为，像射箭和田猎这样的事项只是宫廷活动或娱乐消遣。而明清时期的作品则将皇室田猎和军事检阅（通常包括射艺比武）列为军礼。马球比赛由皇帝主持，通常在端午这样的岁时节令里举办。而兽苑和猎苑等都属于实体设施，需要日常维护。
那么如何才能证明，将这些不同的活动和场所统称为“尚武展示”是合理的呢？这些尚武展示活动具有诸多共同特征。几乎所有的这些活动都离不开精研的技艺、牲畜的使用、人多马众的表演者，以及作为观众的京师达官显贵。无论是驭马骑射的高超技艺，还是进行猎杀时的两相协同，大多以展现威猛勇武为重点。不管是就活动本身还是就面向大量观众的展示而言，皇室兽苑和猎苑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上述活动有所不同。但是，文献中记载的那些论辩的片段赋予了它们诸多意义，而且它们与通常得自异邦统治者的贡物和军事演练密切相关。诗词歌赋和画像让这些场景被传播给广泛的观众群体，使它们不再被局限在那些亲临现场者之间。就像本书所考察的其他尚武展示活动一样，对兽苑和猎苑的研究也基于君王对人（将珍禽猛兽进呈于君主的人）和兽的掌控。
我们最好将尚武展示活动理解为君主关于展示与军事传统的丰富“库存”中的一部分。登基、丧葬、立储、大婚、新年祭祀、皇帝耕藉和皇后亲蚕以及行孝礼等活动一般在紫禁城中或郊外举行，华丽的车舆、身着盛装的皇亲国戚以及他们的侍从各就其位。尚武展示活动根植于军事表演和军礼的传统，包括军舞军乐、向君王献俘、拜将、祭旗、祈求凯旋的祭礼以及在战事前后告祭太庙。无论是在宫中还是在巡行途中，明朝皇帝都时刻受到保卫。禁军不仅保障安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营造出一种庄严之感。在京师之外，明廷的舰队七下西洋，到达了东南亚、印度洋，最远航行至非洲东海岸，当然这也是面向广大国际观众的耗资靡费的武力展示。
尚武活动耗资不菲。事实上，它们显示了皇帝在举办奢靡活动一事上的优于潜在对手的实力。在明代不同的时间节点，这些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对手包括：异邦敌患、野心勃勃的国内将领、心怀二志的地方势力（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老谋深算的朝中大臣、胸怀怨愤的皇室宗亲。有关大阅礼，也就是皇宫中举行的常规大规模军事训练和检阅的详细财政数据已不可考（大量清代档案显示，这类材料已丢失数百年）。但据官方编纂的王朝编年史《明实录》记载，在16世纪中叶举行的两次检阅之前，军士们曾分别被赏赐一万两和三万两白银。明代的文人宣称，1569年的检阅耗资“两百万两”白银，而在17世纪早期的一次检阅中，修造一架可用于攀爬京师城墙的器械就花费了“数万金”。另外，皇帝还会赏赐丝帛和银质军功章，并宴请自己喜爱的人。校场上的将士穿着统一的服装，挥舞着朝廷配发的兵器，骑着各营供给的马匹。检阅（以及田猎、射艺比武、马球表演）中的这些士兵本身也成了可供君王调配的一种政治和军事资源。16世纪中叶的检阅一般都有数万人参加，更有记载称1569年的检阅有十二万人。通常有上百人参加围场田猎，有时还会有上千人参与。这些尚武活动显示出皇帝让人依指令和能力行动的权力。
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方，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基于17世纪、18世纪莫卧儿王廷和清廷行帐的情况，乔斯·戈曼斯（Jos Gommans）总结道：“由于行帐能够长久地在帝国全境内宣扬王权的威严，因而实际的战争通常能够避免。凡王廷所到之处，百姓都趋于顺从。”虽然统治者为展示其在财富和人力方面的资源优势耗费巨大，但这也比一场大型的军事冲突或者宫廷政变的代价要小得多。皇室田猎、马球比赛、射艺比武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娱乐消遣的功能，同时也发挥着提醒统治者的作用：军事力量仍是王朝的中心支柱。
要理解这些尚武展示活动，就应该将其置于明朝与北元及草原上的其他蒙古政权之间深度互动的背景之下。北元是学术界中一个便捷的惯称，用来指代在统治中国近一个世纪后，于1368年从北京败退回草原的成吉思汗后裔的政权。北元人自称是忽必烈（更笼统地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因而在14世纪晚期仍保有巨大的声望，掌控（有时仅仅是间接掌控）着强大的军队。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明与北元陷入了一场争夺正统性和认同感的政治博弈，而展示朝廷的壮观威严正是这种博弈的一部分。
从更为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驭马之术和骑射技艺在明元之间的军事对抗中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弓骑兵一直是内亚及周边地带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相较而言，草原游牧政权更容易获得大量优质骏马和从小接受骑射训练的男丁。而西亚、南亚和东亚的农耕政权所饲养的马匹通常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为逊色，所以他们只好利用经济资源上的优势来换取草原骏马作为补充。因此，尽管身处21世纪的观众们可能认为高科技武器才是衡量现代阅兵的黄金标准，马匹更多是供表演之用的，但在当时，草原周边的政权在残酷的战争现实中体会到了马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随着相关技术的改善，火器的军事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在近代早期，弓骑兵对内亚大多数政权来说仍不可或缺。
展示活动
作为历史上大多数政权的共有元素以及当今政治舞台的突出特点之一，展示活动已从多方面被诠释过了。关注14~18世纪的西欧的学者创作了许多关于展示活动、统治者和权力等内容的优秀作品。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在其经典著作《宫廷的辉煌：文艺复兴时期的盛会与权力舞台》（Splendor at Court：Renaissance Spectacle and the Theater of Power）中，描述了宫廷节日中的入场式、假面舞会、烟火表演、雕塑、绘画以及芭蕾舞剧等。斯特朗提出：
借此，国王能够在臣仆眼前展示他最高贵的一面。通过附会神话寓言、营造符号象征和展现仪态举止，节庆成了一种颂扬君主荣耀的方式。如此一来，神圣的君主制的真理能够被散布于宫廷，而顺从的贵族也能够在仪式过程中安分守己。
将巡行、集会以及演出理解为一种表达王权的方式的人，远不止斯特朗一个。依据16世纪意大利的情况，邦纳·米切尔（Bonner Mitchell）同样发现，市民盛会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市民及外邦人展示国家的最高权威”。另外，罗伯特·埃文斯（R.J.W.Evans）也提到，“集会也许是展示统治者权势以及有序统治的重要武器”。
但也有学者对这种将集会和演出视为单纯的权力展示的观点无法赞同。他们重新检验了关于“顺从的贵族”的假设，强调市民盛会中的那些具有多重含义且富有对抗性的元素。正如杰伦·杜因达姆观察到的，“虽然君主有意识地使用虚礼提升权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将仪典当作完全由君主控制的、不受等级观约束的活动，没有任何助益”。约翰·亚当森（John Adamson）的论调则略有不同，他告诫我们，不要把宫廷文化降格为“政治宣传”，它并不是要向8温顺的观众反复灌输连贯一致的政治价值。其他的学者，如邦纳·米切尔和马康·韦尔（Malcom Vale）则认为，尽管巡行等活动凸显了君主的权势，但它们通常也包含了对地方精英之特权和地位的承认。另外，杜因达姆、韦尔和亚当森反对贵族被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谬论；西德尼·安格罗（Sydney Anglo）则强调认知和传播的问题，他告诫说，并非所有观众都能理解这些视觉上和文本上的复杂隐喻。最后，凯文·夏普（Kevin Sharpe）著有一本涉猎广泛又极具洞见的书，书中讨论了都铎-斯图亚特时期的英格兰的权威与形象。他在书中指出，有必要去“认真思考他们试图用文字和绘画营造出的都铎形象，来掩盖的那种焦躁不安”。
总的来看，这些专注于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的西欧宫廷的研究反映，在对展示活动进行考察时必须时刻谨记以下内容，以免犯过度假设的错误：这些展示活动以及其他经营王朝之努力的效果、意图和动机很少不言自明；它们常遭篡改和曲解；最后，它们在传达出宫廷权威和荣耀的同时，也同等限度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恐惧和脆弱。不是所有人都对宫廷的宣传买账。这些作品尽管在研究展示活动的创造、传播及受到的质疑等方面相当缜密，但经常忽视王公大臣的作用——他们常常被刻画得像文书人员一般。近来的研究常常聚焦于“国家”及其扩展和控制权力的整体努力。明朝尚武展示这个案例则揭露了朝堂内的诸多争议，因为皇帝的利益和立场与高官大臣常常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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