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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首版畅销二十万册，全新改写五万字，加入*研究成果，新增三十余幅插图，回馈读者！
2.葛剑雄、秦晖、马勇、张鸣四大学者阅后诚挚推荐，著名学者张宏杰十余年精心研究，解构国民性的演变与未来。
3．这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中国通史。中国人的品质，春秋时清澈刚健，唐宋时雍容文雅，明清时则奴性和流氓气十足，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劣化。
4. 鲁迅、柏杨、龙应台，一代代精英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民劣根性。
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
为何“国人素质太低”之音仍然不绝于耳？
近百年来我们错过了什么？“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从哪里开始？本书全面解读。
5.中国国民性劣化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内容推荐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鲁迅到毛泽东等人，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 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目录
自序
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一章 爱罗先珂和李鸿章
第二章 国民性会变吗？
第三章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第四章 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
第五章 贵族精神的遗失
第六章 淳朴未泯的“汉人”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
第八章 大唐的雄健与阳光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
第一节·文弱的宋朝
第二节·平民社会的崛起
第十章 铁骑踏断民族脊梁
第一节·天翻地覆
第二节·承上启下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
第一节·寻根溯源
第二节·中西文化差异的第一推动力
第三节·王的出现
第四节·中国独特性的起源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第一节·强悍的男人
第二节·统一运动的最后一棒
第三节·专制构想的执行者
第四节·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战国改革运动
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五章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
第十八章 胡适的渐进式改造路径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
后记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三章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一
对于贵族精神，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虽然现在许多别墅小区，都起名“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之类；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崇尚所谓“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其实，这不叫贵族精神，这叫“暴发户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读过《毛选》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毛主席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语录，叫作：“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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